目前招标拍卖的方式是挂牌拍卖，高价者得。从操作层面上讲，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方式，土地的供应量必定是小于至多是等于需求量，多人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地价上涨，价高者得必然将土地价格推至极至。

　　而美国在土地拍卖中，有四个衡量标准：一是房产商开发的房子能不能令周边产业升值；二是能否对当地税收、就业有所裨益；三是对当地的交通和市政产生的压力和解决办法；价格排在最后一位。同时，政府还会有其他方法来限制高地价产生高房价。

　　“比如高价土地和低价土地一起拍卖。100万价格的土地，有30万套允许你卖低价的房屋，而不允许你卖高价的房屋。这样政府才有控制能力。”任志强说。

　　政府导演下的上涨

　　决定楼盘价位有两个基本因素：一是土地购置价，二是信贷注入。在我国，这两者均与政府密切相关。因此平新乔在研究结论中证明：政府是土地价格、楼盘价格与房地产供应等经济现象的后台。中国房地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政策上存在的问题。

　　在这轮宏观调控中，中央领导在公开场合强调，要抑制房地产过热。央行也出台了曾让业内惊呼“房地产的冬天来了”的121号文。但随后，《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》又让房地产业冬去春来。该文是在建设部的推动下促成，首次将房地产业列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，并肯定房地产业“总体来说是健康的”。

　　高层政策的抵触及多变，让市场利益主体接收到的信号也千差万别。

　　“因此，去年下半年给房地产的贷款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。投资者，企业家，甚至地方银行都没把中央银行发出的预警信号当回事，反而把这当成加强行政干预的一个理由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说。

　　我国的土地管理和房地产管理分别由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执行，两部门分头出台的政策缺乏衔接。土地政策改革上出现的问题，实际也反映了中国宏观调控中部门利益不同，出台政策相互掣肘的问题。“这次的房价增长是制度性增长，这是国家管理体制的问题。”任志强说。